一九八六年，我寫過一篇《失敗的經驗----試談翻譯》，記不起在什么刊物上發表過。文章未引起任何反應，我想是不值一看，打算削棄。鐘書說：文章沒有空論，卻有實用，勸我保留。這篇文章就收入我的《作品集》了。如今重讀舊文，覺得我沒把意思表達清楚，所舉例句，也未注明原文。所以我稍加修改，并換了題目。
我對自己的翻譯，總覺未臻完善。所以我翻譯的作品雖然不多，失敗的經驗卻不少。由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，就是從經驗中摸索怎樣可以更臻完善。我就把原題改為《翻譯的技巧》。
我暫且撇開理論----理論只在下文所談的經驗里逐漸體現。反正一切翻譯理論的指導思想，無非把原作換一種文字，照模照樣地表達。原文說什么，譯文就說什么;原文怎么說，譯文也怎么說。這是翻譯家一致承認的。至于如何貫穿這個指導思想，卻沒有現成的規律;具體問題只能各別解決。因此談翻譯離不開實例。可是原作的語種不同，不免限止了對這個問題的共同認識;而實例又東鱗西爪，很難組織成為系統。我試圖不引原文而用半成品為例，并盡量把問題組成系統。
談失敗的經驗，不免強調翻譯的困難。至少，這是一項苦差，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，不能自作主張。而且一仆二主，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：一是原著，二是譯文的讀者。譯者一方面得徹底了解原著;不僅了解字句的意義，還須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，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。另一方面，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里領略原文。
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，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;內容不可有所增刪，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。原文的弦外之音，只從弦上傳出;含蘊未吐的意思，也只附著在字句上。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，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。譯者須對原著徹底了解，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，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。可是盡管了解徹底，未必就能照樣表達。徹底理解不易，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地表達更難。
我的經驗只限于把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的原著譯成漢語。西方語法和漢語語法大不相同。如果把歐洲同一語系的語言從這一種譯成那一種，就是唐吉訶德所謂“好比謄錄或抄寫”;如要翻成漢語就不那么現成了。略有經驗的譯者都會感到西方語言和漢語行文順逆不同，晉代釋道安翻譯佛經時所謂“胡語盡倒”。要把西方語文翻成通順的漢語，就得翻個大跟頭才顛倒得過來。我仿照現在常用的“難度”、“甜度”等說法，試用個“翻譯度”的辭兒來解釋問題。同一語系之間的“翻譯度”不大，移過點兒就到家了，恰是名副其實的“迻譯”。漢語和西方語言之間的“翻譯度”很大。如果“翻譯度”不足，文句就仿佛翻跟頭沒有翻成而栽倒在地，或是兩腳朝天，或識蹩了腳、拐了腿，站不平穩。
翻跟頭只是比喻。而且翻跟頭是個快動作----翻譯也是快動作：讀懂原文，想一想，就翻出來。要講明怎么翻，得用實際的語言，從慢鏡頭下一一解釋。
“胡語盡倒”的“倒”，并不指全文語言顛倒。漢語和西方語言同樣是從第一句開始，一句接一句，一段接一段，直到結尾;不同主要在句子內部的結構。西方語言多復句，可以很長;漢文多單句，往往很短。即使原文是簡短的單句，譯文也不能死挨著原文一字字的次序來翻，這已是常識了。所以翻譯得把原文的句子作為單位，一句挨一句翻。
翻譯包括以下幾道工序。
一、以句為單位，譯妥每一句
翻譯總挨著原文的一句一句翻，但原文一句，不一定是譯文的一句。原文冗長的復句，可以包含主句、分句、形容詞組、副詞組等等。按漢文語法，一個句子里容納不下許多分句和詞組。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還它一句，就達不出原文的意義;所以斷句是免不了的。可是如果斷句不當，或斷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當，譯文還是達不出原文的意義。怎樣斷句，怎么組合(即排列)斷成的一句句，沒有一定的規律，不過還是有個方法，也有個原則。
方法是分清這一句里的主句、分句、以及各種詞組;并認明以上各部分的從屬關系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把原句斷成幾句，重新組合。不論原句多么曲折繁復，讀懂了，總分得清。好比九連環，一環扣一環，可是能套上就能解開。
原則是突出主句，并襯托出各部分之間的從屬關系。主句沒有固定的位置，可在前，可在后，可在中間，甚至也可切斷。從屬的各分句、各詞組都要安放在合適的位置，使這一組重新組合的斷句，讀起來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個意思，也是同樣的說法。在組合這些斷句的工序里，不能有所遺漏，也不能增添，好比拼七巧板，原是正方形，可改成長方形，但重拼時不能減少一塊或增添一塊板。
試舉例說明。我采用冗長的復句為例，因為翻譯這類句子，如果不斷句，或斷句后排列不當，造成的不信不達較為明顯，便于說明問題。
這個例句，包含A、B 兩分句。去掉了枝枝葉葉的形容詞組和副詞組，A句的主句是“我大著膽子跑出來”。B句帶著一個有因果關系的分句：“可是我的命運注定，當時我的頭腦特別清醒(主句);所以我不愿向冤家報復，而要在自己身上泄憤(分句)。”
我分別用三種表達方式：
(一)最接近原文的死譯，標點都按照原文(但每個詞組的內部不死譯，否則，全句讀來會不知所云)。
(二)斷成幾句，并顛倒了次序。
(三)因意義欠醒豁，再度排列斷句的次序。
我把三種譯文并列，便于比較。第(三)種譯文未必完善，只是比第(二)種對原文更信，也更能表達原意。
A 句
(一)
我在看到全家人一片混亂時，我大膽跑出來，不顧被人看見與否，我帶著決心如果被人看見，我就大干一場，叫全世界都了解我胸中理直義正的憤怒，在對奸詐的堂費南鐸的懲罰中 ，甚至對那尚未蘇醒的水性女人。
(二)
我瞧他們家一片混亂，就大著膽子跑了出來，不管人家看見不看見。我打定主意，如果給人看見，就大干一場，懲罰奸詐的堂費南鐸、甚至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，讓人人都知道我懷著理直義正的憤怒。
(三)
我瞧他們家一片混亂，就大著膽子跑出來，不管人家看見不看見。我打定主意，如果給人看見，就大干一場，懲罰奸詐的堂費南鐸，也不饒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，讓人人知道我滿懷氣憤是合乎公道正義的。
B 句
(一)
可是我的命運，為了更大的壞運，假如可能還有更壞的，準保留著我，注定在那個時候我往后昏迷的頭腦特別清醒;所以，我不愿對我的兩大冤家報復(這，因為他們絕沒有想到我，是容易辦到的)，我要用自己的手，把他們應受的懲罰加在自己身上，甚至比對待他們的海厲害，如果那時候殺了他們，因為突然一死痛苦馬上就完了;可是延長的痛苦用折磨連續地殺，不能完結性命。
(二)
可是命運準是保留著我去承當更倒霉的事呢 - 假如還會有更倒霉的事。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清的頭腦，那時候格外清醒。我當時如果向自己的兩大冤家報仇，很容易做到，因為他們心上絕沒有想到我這個人。可是我不想這么辦。我只想對自己泄憤，把他們該受的痛苦加在自己身上。我即使當場殺了他們，也不如我對待自己的那么殘酷。因為突然的痛苦，一下子就完了，而長期的折磨，好比經常受殺戮之痛而自殺，比馬上送命更加痛苦。
(三)
可是命運準保留著我去承當更倒霉的事呢 - 假如還會有更倒霉的事。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清的頭腦，那時候格外清醒。我不愿向我的兩大冤家發泄怨憤，只想懲罰自己，把他們應得的痛苦親手施加在自己身上，甚至比對待他們還要殘酷。我當時如果向他們倆報復，很容易辦到，因為他們心上絕沒有想到我這個人。可是我即使當場殺了他們，突然一死的痛苦是一下子就完的，而我糟蹋自己，卻是長期的慢性自殺，比馬上送命更加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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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以上三種譯文里，可看出如下幾點。
原文不斷句，是癱瘓的句子，不對照原文就讀不通。復句里的主句、分句和各個詞組，正如單句里的單字一樣，翻譯時不能不重作安排，也不能照用原來的標點。
長句斷成的短句，重作安排時如組合不當，原句的意思就不夠醒豁。譯文(二)的一組句子，讀上來各句都還通順，可是有幾句散漫無著。全組的句子沒有突出原文的主句，也沒有顯出各句之間的從屬關系，因此原句的意思不醒豁。
譯文(三)重作安排后，較譯文(二)更忠實于原意，語氣也更順暢。短句內部沒什么變動，變動只在各短句的部位。
可見最大的困難不在斷句，而在重新組合這些切斷后的短句。譯者總對照著原文翻，不免受到原文順序的影響;這是不由自主的。原句越是冗長曲折，譯者越得把原句讀了又讀，把那句子融會于心。原句的順序(外國句法的順序)也就停滯在頭腦里了。從慢鏡頭下來看，就是分解了主句、分句、各式詞組之后，重新組合的時候，譯者還受原句順序的束縛。這就需要一個“冷卻”的過程，擺脫這個順序。孟德斯鳩論翻譯拉丁文的困難時說：“先得精通拉丁文，然后把拉丁文忘掉。”“把拉丁文忘掉”，就是我說的“冷卻”。經過“冷卻”，再讀譯文，就容易看出不妥的地方;再對照原文，就能發現問題，予以改正。
我曾見譯者因為把握不穩，怕冒風險，以為離原文愈近愈安全----也就是說，“翻譯度”愈小愈妥;即使譯文不通暢，至少是“信”的。可是達不出原意的譯文，說不上信。“死譯”、“硬譯”、“直譯”大約都是認為“翻譯度”愈小愈妥的表現。從上面所舉的例句，可以看出，“翻譯度”愈小，就是說，在文字上貼得愈近，那么，在意思的表達上就離得愈遠。原意不達，就是不信。暢達的譯文未必信，辭不達意的譯文必定不信。我相信這也是翻譯的常識了。這里不妨提一下翻譯界所謂“意譯”。我不大了解什么叫“意譯”。如果譯者把原著的意思用自己的話來說，那不是翻譯，是解釋，是譯意。我認為翻譯者沒有這點自由。德國翻譯理論家考厄(P.Cauer)所謂“盡可能的忠實，必不可少的自由”，只適用于譯者對自己的兩個主人不能兼顧的時候。這點不忠實和自由，只好比走鋼絲的時候，容許運用技巧不左右傾跌的自由。
上文曾以拼七巧板為喻，說不該加一塊板或減一塊板。這話需稍加說明。這不過是說：“不可任意增刪原文，但不是死死的一字還它一字。比如原句一個主詞可以領一串分句，斷句后就得增添主詞。原句的介詞、冠詞、連接詞等等，按漢文語法如果可省，就不必照用。不過譯者不能回避自己不了解的字句，或苦于說不明白，就略過不譯;也不能因為重組原句的時候，有些部分找不到合適的位置，就干脆簡掉。一方面，也不能因為表達不清楚，插入自己的解釋。上面例句里的“我”字譯為“我這個人”，因為原意正是指“我這個人”，并沒有外加新意而“加一塊七巧板”。這種地方，譯者得靈活掌握。
有時漢文句子言簡意賅，也有時西方的文句簡約而含意多。試舉一比較句為例。
原句是充滿感情的一句對話。主句是“你為什么不去把那個忠實的朋友叫來呀?”分句是“[他是]太陽所照見的、黑夜所包藏的朋友中最忠實的朋友。”(這句話是反話，“忠實”指不忠實。)我仍然并列三種譯文。
(一)
“……你為什么不去召喚那個最忠實的朋友，在朋友中太陽所看見的，或黑夜所遮蓋的?……”
(二)
“……你為什么不去把白日所見、黑夜所藏的最忠實的朋友叫來呀?……”
(三)
“……你為什么不去把那位忠實的朋友叫來呀?比他更忠實的朋友，太陽沒照見過，黑夜也沒包藏過!……”
譯文(一)不可解。譯文(二)是一種沒有人說的漢語，而且沒有達出原文所含比較的意思。比較總有兩層含意，一層比一層深。原句用比較的聯系代詞，漢文語法里沒有。對話也不宜長。譯文(三)把復句分斷為單句，并達出比較的意思，并沒有擅自“增添一塊七巧板”。
再舉一比較句為例。
原句有兩層意思。一，“杜爾西內婭受到您的稱贊就更幸福、更有名。”二，別人的稱贊都不如您的稱贊。“我仍并列三種譯文。
(一)
杜爾西內婭在這個世界上會更幸福更有名，因為曾受到您的稱贊，比了世界上最雄辯者所能給她的一切稱贊。
(二)
您對杜爾西內婭的稱贊、蓋過了旁人對她的稱贊，能為她造福揚名。
(三)
杜爾西內婭有您稱贊，就增添了幸福和名望;別人怎么樣兒極口贊譽，也抵不過您這幾句話的分量。
譯文(一)是“翻譯度”最小的，不達意。譯文(二)讀來好像缺少些什么，譯文“缺了一塊七巧板”。(三)補足了那點短缺。
我免得啰嗦，舉一可以反三，否則多舉也沒用。
二、把原文的一句句連綴成章
譯文是按原文一句挨一句翻的，成章好像算不上一道工序。因為原句分斷后，這組短句在翻譯得過程里，已經力求上下連貫，前后呼應，并傳出原句的語氣聲調。可是句內各部分的次序已有顛倒，譯者連綴成章的不是原文的一句句，而是原文句子里或前或后或中間的部分。因此連綴成章不僅要注意重新組合的短句是否連貫，還需注意上一段和下一段是否連貫，每一主句的意義是否明顯等等。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，不能混入原文第二句;原文第二句內的短句，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。原文的每一句是一個單位，和上句下句嚴格圈斷。因為鄰近的短句如果相混，會走失原文的語氣和語意。通讀全部譯文時，必須對照原文。如果文理不順，只能在原文每一句的內部作文字上的調正和妥洽。
我曾見出版社因譯文不通順而請不懂原文的人修潤譯稿，結果譯文通順了，但和原文不拍合了。
三、洗練全文
把譯成的句子連起來，即使句句通順，有時也難免重疊呆滯的毛病。如果原文并不重疊呆滯，那就是連綴笨拙的緣故了。西文語法和漢文語法繁簡各有不同。例如西文常用關系代詞，漢文不用關系代詞，但另有方法免去代詞。西文語法，常用“因為”、“所以”來表達因果關系。漢文只需把句子一倒，因果關系就很分明。試舉一短例。這句話的上文是“他們都到某處去了”。我并列兩種譯文。
(一)
他們都到倫敦去了;我沒有和他們同到那里去，因為我頭暈。
(二)
他們都到倫敦去了;我頭暈，沒去。
譯文(一)和(二)是同樣的話。從這個例子可說明兩件事：
1. 顛倒一下次序，因果關系就很明顯。
2. 上文已經說過的話，下文不必重復，除非原文著意重復。
至于怎樣把每個短句都安放在合適的位置，避免重復啰嗦，那就全看譯者的表達能力了。所以我只舉一短句為例，不另舉長篇。
簡掉可簡的字，就是唐代劉知幾《史通》、《外篇》所謂“點煩”。芟蕪去雜，可減掉大批“廢字”，把譯文洗練得明快流暢。這是一道很細致、也很艱巨的工序。一方面得設法把一句話提煉得簡潔而貼切;一方面得留神不刪掉不可省的字。在這道工序里得注意兩件事。
(一)“點煩”的過程里不免又顛倒些短句。屬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，和屬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，不能顛倒，也不能連接為一句，因為這樣容易走失原文的語氣。
(二)不能因為追求譯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風格。如果去掉的字過多，讀來會覺得迫促，失去原文的從容和緩。如果可省的字保留過多，又會影響原文的明快。這都需譯者掌握得宜。我自己就掌握不穩，往往一下子去掉了過多的字，到再版的時候又斟酌添補。
四、選擇最適當的字
翻譯同一語系的文字，常有危險誤用字面相同而意義不同的字，所謂“靠不住的朋友”(Les faux amis)。英國某首相夫人告訴一位法國朋友：“我丈夫帶了好多文件開內閣會議去了。”可是她的法文卻說成：“我丈夫帶了好多手紙上廁所去了。”英文和法文的“小房間”(cabinet)字面相同而所指不同，是不可靠的朋友;而“紙”由上下文的聯系，產生了不同的解釋。在西文文字和漢文之間沒有這種危險。
可是同一語系的文字相近，找到對當的字比較容易。漢語和西方語系的文字相去很遠，而漢文的詞匯又非常豐富，如果譯者不能掌握，那些文字只陌生地躲在遠處，不聽使喚。譯者雖然了解原文的意義，表達原意所需要的文字不能招之即來，就格格不吐，說不成話。英漢、法漢、西漢語等字典里的漢語詮釋，當然可以幫忙，不過上下文不同，用字也就不同，有時字典上的字也并不適用。所以譯者需儲有大量詞匯：通俗的、典雅的、說理的、敘述的、形容的等等，供他隨意運用。譯者如果詞匯貧乏，即使精通西方語文，也不能把原文的意思，如原作那樣表達出來。
選字有許多特殊的困難。
一個概念的名字概括許多意思，而一般人對這個概念并沒有明確的認識。為一個概念定名就很困難，嚴復《天演論》譯例所謂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”。便是定下名目，附上原文，往往還需加注說明。
沒有等同事物的字，三國時釋之謙翻譯佛經時所謂“名物不同”，壓根兒無法翻譯。有的譯者采用音譯，附上原文，加注說明。這就等于不翻譯，只加注解釋。有的采用相似的字而加注說明。
雙關語很難音義兼顧。便是挖空心思，也只靠偶然巧合，還不免帶幾分勉強。一般只能顧全更重要的一頭。
翻專門術語，需了解那門專業所指的意思，不能按字面敷衍，盡管翻譯的不是講那門專業的著作而只在小說里偶爾提到。
有特殊解釋的字，只能參考各專家的注釋。
以上所舉的種種特殊困難，各有特殊的解決法;譯者最不易調度的，確實普通文字。我詞匯貧乏，恰當的字往往不能一想就來，需一換再換，才找到比較恰當的。
試舉數例。我仍舉三種譯文。字下有點的，是需要斟酌的文字。
(一)……觸及他的本錢就觸及他的靈魂……
(二)……動用他的本錢就刺心徹骨似的痛……
(三)……動了他的老本兒，就動了他的命根子……
譯文(一)“觸及”錢并不花錢，所以不達意。
譯文(二)較達意，但和原文的說法不貼。
譯文(三)比(一)、(二)較信也較達。
以下例句，接著上文堂吉訶德期待著侏儒在城上吹號角等事。
(一)可是看到[事情]被拖延著……
(二)可是事情卻拖延著未實現……
(三)可是遲遲不見動靜……
譯文(一)是死譯;譯文(二)比較達意;譯文(三)比(一)和(二)更信也更達。
以下例句說一人黑夜在荒野里。
(一)……四下里的沉寂，邀請我怨苦……
(二)……四下里的沉寂，使我忍不住自悲自嘆……
(三)……四下里的沉寂，仿佛等待著聽我訴苦……
譯文(一)是死譯，意思倒是很明顯，只是用法生硬;譯文(二)沒把“邀請”的意思充分表達;譯文(三)比較忠實也比較達意。從以上的例句，可見很普通的字只要用得恰當，就更能貼合著原樣來表達原意。這類的字，好像用這個也行，用那個也行，可是要用得恰當，往往很費推敲。
五、注釋
譯者少不了為本國讀者做注解，原版編者的注釋對譯者有用，對閱讀譯本的讀者未必同樣合用。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的風土習慣各有不同，譯者需為本國讀者著想，為他們做注。試舉一例。
《小癩子》里的小癩子自稱“托美思河上的小癩子”。他說只因為他是在托美思河上的磨房里出生的，所以他名正言順地是托美思河上的小癩子。“河上”的“上”字，原文是“en”，只能譯“河上”或“河中”、“河里”，不能譯作“河邊”。可是一個人怎能在河上或河里出生呢?除非在船上。這里就需要注解了。從前西班牙的磨房借用水力推磨，磨房浮系在水上的激流中(參看《唐吉訶德》第二部第二十九章)，磨房浮在水上。
我翻譯的《吉爾.布拉斯》里，有醫家相爭一節，我曾因為做這一個注，讀了整整一小本古醫書。我得明白他們相爭的道理，才能用上適當的語言。
又如原文里兄弟、姊妹、叔、伯、舅、姨、甥、侄等名稱，不像我國各有分別，而譯文里有時不變含糊，這倒不必用注解，可是也得費工夫查究分辨。讀者往往看不到譯者這些方面下的功夫。不過花了功夫，增添常識，也是譯者的意外收獲。
六、其他
現在我略談幾點膚淺的體會。
有些漢語常用的四字句如“風和日暖”、“理直氣壯”等。這類詞兒因為用熟了，多少帶些固定性，應用的時候就得小心。因為翻譯西方文字的時候，往往只有一半適用，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適，用商也不合適。例如我的譯文曾用“和風朗日”，而原文只有空氣，沒有風，因此改為“天氣晴和”。又例如我國常用語是“理直氣壯”，而原文卻是“理直義正”。我用了這四字又嫌生硬，改為“合乎正義公道。”
由此聯想到成語的翻譯。漢文和西方成語如果只有半句相似，當然不能移用;即使意義完全相同，表達的方式不同也不該移用。因為成語帶有本土風味。保持不同的說法，可以保持異國情調。舉例如下：
西班牙成語
漢文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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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成事敗，全看運道好壞。
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
吃飯需節制，晚飯尤宜少吃。
晚飯少吃口，活到九十九。
禍若單行，就算大幸。
[福無雙至]禍不單行。
這一扇門關了，那一扇門又開了。
天無絕人之路。
不作超人之事，不成出眾之人。
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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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異有大有小，可是兩國成語不完全一樣。
我只翻譯過《唐吉訶德》里的詩。我所見的法譯本都把原詩譯成忠實的散文，英譯本都譯成自由的詩----原詩十二行往往譯成十行，意思也不求忠實。法語和西班牙語更相近。我因此注意到語系相同的文字，往往只尾部拼法不同，這就押不成韻了。漢文和西方與文遠不相同，同義字又十分豐富，押韻時可供選擇的很多。如果用全詩最不能妥協的字作韻腳，要忠實于原文而又押韻，比翻譯同語系的文字反而容易。不過譯詩之難不在押韻。幸虧《唐吉訶德》里夾雜的詩，多半只是所謂“押韻而已”。我曾妄圖翻譯莎士比亞和雪萊的詩。一行里每個形容詞、每個隱喻所包含、暗示、并引起的思想感情無窮繁復，要用相應的形容詞或隱喻來表達而無所遺漏，實在難之又難。看來愈是好詩，經過翻譯損失愈大。而空洞無物的詩，換一種文字再押上韻，卻并不難。
我曾聽到前輩翻譯家說：“多通幾國外文，對翻譯很有幫助。”這話確是不錯的，不過幫助有個范圍;越出范圍，反成障礙。如果對原文理解不足，別種文字的譯本可輔助理解。可是在翻譯過程里，要把原文融會于心，加以澄清的階段，如介入另一種文字的翻譯，就加添雜質而攪渾了。從慢鏡頭下屆時，把原文分成短句又重新組合的階段，加入另一種文字的譯文，就打亂了條理，因為西方語言的文字盡管相近，文法究竟各有差異。寧愿把精力集中在原文上。不要用別種譯文來打攪。等翻譯完畢，可再用別種文字的譯本來校訂。如發現意義有差別，語氣有輕重，就可重加推敲。
末了我要談談“信、達、雅”的“雅”字。我曾以為翻譯只求亦信亦達，“雅”是外加的文飾。最近我為《唐吉訶德》第四版校訂譯文，發現毛病很多，有的文句欠妥，有的辭意欠醒。我每找到更恰當的文字或更恰當的表達方式，就覺得譯文更信更達、也更好些。“好”是否就是所謂“雅”呢?(不用“雅”字也可，但“雅”字卻也現成。)福樓拜追求“最恰當的自”(Le mot juste)。用上最恰當的字，文章就雅。翻譯確也追求這么一個標準：不僅能信能達，還要“信”得貼切，“達”得恰當----稱為“雅”也可。我遠遠不能達到這個目標，但是我相信，一切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意識到有這么一個目標。
這篇文章總結我翻譯的經驗。翻譯欠妥的例句，都是我自己的。
